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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广天简历
1966年7月生于上海。1985年组建“再见”创作组和“太阳同伴”城市民谣演唱组，此为上海最早的民间现代乐队。在“太阳同伴”时期，张广天创作了大量歌曲，并积极参加演艺活动。上世纪90年代初移居北京，从事唱片制作和影视戏剧的创作。
在创作之外，张广天还进行相关的理论研究，包括几个方面：汉藏音乐体系、工业化时代的民间音乐、现代唱片工业、样板戏、人民戏剧美学。主要作品；电影原声音乐《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》、《离开雷锋的日子》。戏剧音乐《切·格瓦拉》、《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》、《恋爱的犀牛》。话剧作品：《切·格瓦拉》、《鲁迅先生》、《红星美女》、《风帝国》等，2005年创作“理想主义三部曲”，由三个独立的剧目组成，分别是《左岸》、《切·格瓦拉》、《圣人孔子》。曾出版自传《我的无产阶级生活》，近日出版新书《人类的当务之急》。
“我冷漠得很，也复杂得很，但和想占便宜的懒人交往却不得不嬉皮笑脸，为了杀伤敌手有时也笑里藏刀；我纯粹，绝不单纯；我搞阳谋，绝不搞阴谋，尽管预先通知过你了，但你依然按惯例很难推算出我的招数；我天天在变，天天不变，你想依靠收集我过去的情报来论断我，是你致命的错误。”
在自己的新书里，张广天率先摆出了这样一副“我很可怕，别来惹我”的架势，在去年经历了从话剧《切·格瓦拉》、《圣人孔子》到《左岸》“理想主义三部曲”系列的艰难探索之后，“新左派”、“先疯导演”张广天在新的一年，抛出了一本叫做《人类的当务之急》的新书，继续谈他的理想：他算不上什么“新左派”。他一直倾心追求和打拼的，是一条个人主义的理想之路，他追求个人价值的极端比起自由主义们来要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“体制外的人，要学会自己混饭吃的。”面对发行商给他起的“命题作文”，张广天却是朝着干掉这个题目去写的。此书共分四个部分，第一部分写作者的朋友一个叫京不特的人的传奇故事，第二部分是作者的独白，第三部分跳到一则神话故事，最后一部分是作者的排练经历。这样的安排让人愤怒而摸不着头脑，它消解了我们的阅读习惯。
“你觉得有趣就可以了，我可不想再忽悠人了！”张广天这么给自己做解释。
无论真理在哪儿，都应该拿出生活中具体的东西来说事儿
我认识你的朋友京不特，在一本谈理想这个大话题的书里，怎么会着重写这样一个不太广为人知的朋友呢？他就是你所说的个人理想主义的范本么？
这本书是一个关于理想的话题。理想主义是从前一个时代过来，现在已经结束的东西，大家都认为它没有了，实际上还是有的，只不过以前是一个集体理想主义时代，而现在是个人的理想。以前所谓的认识世界，是想发现真理，发现真理的目的就是忽悠人，所以当你在谈论道理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必要去论证，你论证的目的还是想发现真理，发现真理的目的还是要忽悠人。无论真理在哪儿，你都应该拿出你生活中具体的东西来说事儿，比如在我的生活中我的朋友京不特，他本身的特立独行就是一个案例，一个事。
京不特的生活本身是文本，因为京不特的历史很有意思，80年代的时候我们一起写诗，他经常会受到朋友们的质问：“你一天到晚有那么多传奇的经历，对你的写作是不是有害？”就是说一个人的经历太传奇了，你就不可能是一个天才，不可能写作。这个说法其实是一个很理想主义时代的说法，京不特显然就用他的旅行来否定他写作的意义，写作的意义和认识世界的意义是一样的，都是在忽悠别人。所以我觉得他故事的本身提出了一个和世界的关系，这也就形成了我这本书和读者之间的关系。
我碰到很多的读者他们会问我：“你这个书到底怎么读？为什么你一会儿写这个，一会儿又写那个？”这个问话本身还是个奴性问话，还是在问你到底拿什么忽悠我？那么我不想做这样的回答。回到京不特的问题，简单回答就是好玩。我觉得他的行走本身完成的就是一个哲学，是一个拒绝认识的过程。就是没有必要认识，我过起来，过得很有意思就行了。
我觉得这本书这四部分虽然很松散，但是是从不同的方面去阐释和解构所谓的理想，我大概能明白你的居心，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方式。
当时他们（出版社）告诉我，你要写一本书，谈谈你的戏，谈谈关于理想的东西，他实质上是在让我写一个哲学的敏感问题，很容易跑到忽悠人的状态。一开始我就在讲京不特有趣的故事，第二部分我大量运用问答式的对话，正面回答理想到底是什么，或许读到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节奏——“他说得有道理”。那么在后面神话的一部分，我就把跟这些道理有关的所有点都解构了，可能没有京不特这个人，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分辨不清。前面这个人，他不可能作为一个榜样和范例存在下去，他也不过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，这个神话的导入有两个作用：一是为阅读的丰富性提供了有寓意的故事，找到认识上的方便；二是把前面的话都说成谎言，把前面两个章节的成立性消解。因为首先一点我是京不特的朋友，京不特是假的我也是假的，所以我说的也就不值得一信了。第四个章节的写作也有两个作用：一是大家再看我的故事的时候就不太当回事了，但会觉得很有意思并有一点启发，当一个料，这就是我和读者之间形成的很健康的关系；再一个作用就是，我来言说这样的一个事，如果我没有具体的实践，那就是空的，因为我所有写这本书的实践来自于我拍的戏，不是我在家里研究出来的哲学和得到的结论，所以它又是实的。
我最近也在写博客督促自己思考，在这个思考过程中，我强调了我和世界的关系是“德行人生”的关系。中国古代说这个“德”字，“内德与己，外德与人”，是得到的意思，你有所收获就是有所得，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就是获得的关系，收获的关系。比如说我们和不同的人接触感受不一样，在这种关系里面你感觉有所收获，那么这一天你过得就挺好的。
我不是一个文化的重建者
而是一个文化的批判者
从你搞话剧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，关于你的争议也特别多，用你现在的这套理论来说，你的得与失体现在哪些方面呢？
我这么多年形成的争议其实非常简单，都是来自于知识界，并不是群众。因为我和知识界是在同一个话题上，我比他们的要求要过一层。大家都在谈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时候，我突然说出了切·格瓦拉和孔子这样的声音，提出了他们把我归为“新左派”的声音，他们认为我是在推历史的倒车，要回到理想主义时代，要回到集权的时代去，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，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在作秀，是万恶的。这就证明了他们也是专制的，也是集体理想主义，只是从一种集体到另一种集体，从团委集体到学生会的集体。那么我现在索性可以把话讲清楚了，所有集体活动我们都不要参加，我们不如回家买房买车，去过个人理想状态的生活。
在争议中我得到了什么？我得到了话语权，他们因为不断地把生意让给我做，把话让给我说。如果他们说张广天你可以演《切·格瓦拉》我们当没看见，我们这个多元社会可以有你这样一种声音，那我就无所作为了，我只好回家买车买房去了。
你给人的感觉，首先就是独立思考、离群索居的旁观者，但你所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总是会得到社会的关注和争论，感觉是不是也挺拧的？
是挺拧的。第一个拧的地方就是，我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普通和平庸的人，这个时代那么多良性的大脑不思考，但为什么要让我这个人来思考？为什么在街上有一个头像挂在那，有人说他是摇滚歌手，有人说他是古巴革命英雄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我能不能围绕着他发出一个疑问，我相信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都会有这种疑问的。第二个拧我觉得，其实这个社会所有的人都是虚弱的，都是想要思考后过一份自我的生活，而且非常恐慌自己这样活着到底是对还是不对，所以当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恐慌。我们太虚弱了，大家总是在等待着某一种声音来搅和一下现在的生活，我于是就成了出头鸟。
也许大多数的人没有独立思考和批判的精神。
我现在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，这个时代大量信息对你的冲击，和你生活的现实变化，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作为创作者的想象力。在这么复杂的信息环境里面，你每天去看去听，惟恐自己赶不上时代的步伐，这样的状态已经使你不能正常地生活。你不如什么都不要看，什么都不要听，看看你自己内心的跳动，血液的颜色，眼泪的滋味，你反倒是会获得自己的标准，拿这个标准去看两部法国电影，买两本书，你会获得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。
那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这样的正常人是越来越少了么？文化和资讯在人们的认识和判断上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？
我还是那句话，在平常百姓中正常的人多一些，他至少还保留了一些独立的感受，能根据自己的喜怒爱好来判断自己选择什么。倒是所谓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太多的外在信息，反而缺少了自己的判断，丧失了个性。比如他是从农村来的，觉得可乐像药水一样，在北大上了几年学以后，大家都喝可乐，他觉得如果自己不喝就是土老帽，也就跟着喝了。这种选择本来是很健康的事情，但是文化的介入使它不健康了。
我去年冬天的时候去维也纳，在英雄广场看到了一件事情让我感受良深。夏天的时候他们搞了一个纪念活动就是在英雄广场种蔬菜，你能想象在天安门广场种蔬菜么？我就问他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？因为在二战的时候老百姓没有吃的，皇宫就把这块地让出来给老百姓种点吃的度过饥饿，他们就用这个行为来纪念二战胜利。这就是一种活着的文化，文化让人活才是第一位的，如果文化不能让活着的人活，它就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实际上我不是一个文化的重建者，而是一个文化的批判者。
在现在这种环境下，怎么才会有个体的审美和个体的独立意识？
这样的事情太遥远了，但我觉得有两点可以让我们过得很舒服，一个就是我们要自私一点，不要那么道德化，爱别人之前至少要爱惜自己。基督教“爱人如己”这句话说得很好，它给了一个极限，你爱人如同爱自己，你不会爱自己还会去爱别人么？第二个我觉得就是不要去凑热闹，不管是工体演出还是张广天小剧场演出，能不买票就不要买票，能不去就尽量不去，除非是经过认真挑选自己特别喜欢的，不是因为广告做得好口碑传得远凑热闹去看的。
那你自己现在的生活是一种什么状态呢？是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么？
我其实在个人生活方面表现得不大好，还没有达到把自己收拾得舒服一点的状态，我也是从起哄、瞎起哄、小起哄、说不起哄又去起哄、决定坚决不去起哄了还是要起哄这样的状态里过来的。这些道理也是越活越明白的，对我来说，我写书和弄演出也是个自我批判的过程，说白了就是自己也没活明白。
我想放弃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感
做个先养条狗的人
这个自我批判的过程，自己生活中阶段性的思想变化，有没有在你的话剧中体现出来？
在我主体的思想里面是一个追求个体的过程，但是在这个追求个体的过程中使用不同的方式，所谓坐着不同的船，到达彼岸。就拿两个戏来说，比如《圣人孔子》2002年演出时只是一部戏，但是这回在南京演出时我就把它变成了行为艺术的一种形式，首先《圣人孔子》的文本被改掉了，本来不可能作为传统剧本材料的《论语》语录，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材料出现了；演员也已经不是演员了，而是事件的执行者，参与者有民工也有厂工，还有在座的观众，就是一个happening，这就是一个变化，我认为戏剧应该从台上走到台下来。
再一个就是《切·格瓦拉》，我就是再试试这个社会，看它能否容得我去说话，或者说通过这样一个行动来打击精英迷信。所以《切·格瓦拉》在上演的时候就不是原来的关于“贫富冲突”的主题，而是一个关于格瓦拉自己的存在话题，不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制度，而为社会主义的新人。而现在依然还有很多人把格瓦拉举出来说，就是因为他的确在1968年的时候做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人，就是我们总说他的人格力量。
你在书里提到了你和格瓦拉是包二奶的关系。
如果格瓦拉的这种精神在今天不能成为对我们有益的，不能刺激我们做出一些举动，而是说格瓦拉去打游击我也去打游击，那就是不对的。首先你没有这样的勇气，但是你爱说这个话，格瓦拉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，你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新人呢？问题是在新，而不是在什么制度，如果今天格瓦拉不能让年轻人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也要做一个新人，而是使人们觉得在内裤上也要绣上一个头像的话，那格瓦拉和包二奶有什么区别？
虽然你说话偏激，但感觉你还是有责任感的。
我想放弃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感，但是我自己表现得特别不好，老是想让自己有责任感。我应该对自己有责任，而不对这个社会有责任。
这个社会的责任非常简单，就是你想养狗，我想放炮。你们家养狗，撒我们家门口一堆狗屎，我就不高兴，然后我就在半夜12点的时候放炮，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协商好了，你的狗不要撒我们家门口一地狗屎，我晚上12点不再放炮，这就是社会的责任。社会的责任基于你有你的事情干，我有我的事情干，我们互相形成一种契约，而不是居委会的老太太，吃饱了没事干来让你执行公约。社会上总有一群好事之徒，他们既不是养狗的也不是放炮的，来管这些事情，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，但我现在觉得我还是先养条狗再说。
你是搞音乐出身，又做了这么多年话剧，这些艺术形式本身有没有你的一些难以割舍的情结呢？
我没有任何情结。很多人都按他们自己的想法去想我，他们跟不上我的变化。我不是特别聪明也不是特别有才华，但我比较勤奋。我经常是对这个做着没兴趣了，就换另外一种，我也喜欢恶作剧，和这个世界开玩笑。创作的意义就在这里，它能不断地让我恶作剧，我可以保持我孩童般的欢快和释放，而且还可以挣到钱养活自己。了解我的人都知道，张广天是典型的小人物、典型的恶作剧、典型的自顾自的人。
并非名利双收，也非饿死街头
采访的同时，我观察了一下你的家，就你的生活状况来看，好像也不像别人说的“名利双收”？
不可能是名利双收，这不是整我么！整我是很有意思的，这加强了我恶作剧的可能性。我的生活状况不过是有一个房子住，有几顿饭吃，没有过高的生活要求。我怎么可能名利双收呢？我主要做的就是话剧，也是靠赚稿费养活自己的。人艺小剧场就200个座位，卖死了能赚多少钱？赚钱也是投资商先赚钱，为什么我平时做话剧的时候既要编剧、作曲，又要导演，就是为了多赚点钱。我平时还会给电视作点曲，给报社写点文章，有闲了再写两本书，每个月虽没有固定的收入但还可以穿插着过下去。不至于名利双收，也不至于饿死街头。
你这种“体制外”的身份，对你有影响么？
真的拿稿费来吃饭不是很稳定，我通过我的经营使我十多年来的体制外生活过得还可以。不是我不想到体制内去，体制内有两个问题：一个是人家可能瞧不起我；或者就是人家瞧得起我，但是进去以后它又不给我一定的空间发展，得把精力放到维护领导的面子和完成任务上。而我自己拍的小戏，在市场上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，不断有投资商给我投资，他对我的投资使我和他形成一个很健康的关系，在这种关系下我收取稿酬，我是自由的，我的商机也很多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在体制外是对长远利益有好处的，我现在的发展观就是体制外可持续性发展。
虽然看上去你是个笑骂由人的人，但也有一些东西是别人不可触碰的底线吧，比如你强调的自由。
我从来不允许任何人剥夺我任何东西的，因为我和这个社会已经形成了正常的关系。而很多在体制内生存的人，他们和社会的关系是不正常的，所以他们显得特别娇气，只有体制内没见过世面的人才会说“你不能骂我！”别人骂我是他的话语权，但在台上就是我的话语权，我也可以去骂你，你不要期望我的嘴会软。你骂我，我骂你，骂到最后人的责任就这样产生了。
感觉你一直是一个“战斗者”的姿态。
不是那样，是他们找我打架，我没办法只好打。你上街人家要群殴你，你怎么办？你就天天特别紧张害怕不敢出门？我可不想这样。
你对自己的未来有把握么，能想象一下自己20年以后什么样吗？
促使我一直陷在这个状况的一个原因是我喜欢恶作剧，还有一个就是我的烦恼太多。
烦恼多的人就会想着去解决烦恼，解决烦恼的过程就是一个求真实的过程，这就会使你不择手段。如果一个人一点操心的事都没了，我想这个人也就完蛋了。所以我也喜欢维持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，它让我有一种平衡感。
去爱爱自己吧！
张广天的家，狭小，逼仄而杂乱，一架钢琴、一台电脑、几架子书，就塞满了。这个靠《切·格瓦拉》而“名利双收”的人，看上去并没有传说中过得那么好。
屋里只有一张小沙发，我坐在上面，张广天就坐在小板凳上跟我说话，一根烟接着一根烟地抽，反应很快，话说得很深，也很绝，但声音很“和平”，欢喜戏谑的表情多过愤怒和激动。
他家里，到处都是玉挂件，“黄金有价玉无价”，玉的品质是骨子里的，他在书里和话剧作品里也反复表达自己对玉的喜爱，也许是托物言志，也许是自命清高。
对于他这样一个人，向来不缺乏各种追捧、批评、漫骂，看他的话剧和书你觉得似乎明白了些什么，但再看关于他的采访你就晕了，这个善变的人，最擅长跟媒体打游击——一个“狠狠作秀”的先锋戏子、“先疯”导演，媒体对他的评价也毫不客气。
我也去质疑他是不是“新左派”？对政治和哲学，一个记者能把握多少？面对一个满脑子都是“主义”的人你又能拿什么“主义”去消解他？还是多谈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吧。只是想问问，以他这个“滚刀肉”的性格，对当下的环境和未来的世界有什么把握和想法。
如今草根文化也泛滥到高潮了，人们又盲目地投入了一种新的群众运动中去。作为草根文化的一个发起人，张广天说：“别凑热闹了，还是自私一点，去爱爱自己吧！”
这也是一种城市的态度吧，作为一个长期居住在北京的上海人，张广天选择游离于任何体制和圈子之外，只是不断变换自己，搞搞恶作剧。游离是一种自由，一种良性的社会关系，两不相欠，既可以互惠互利，也可以互相骂个狗血喷头。
张广天说，人们太喜欢评价我了，你这种“观察型”的记者，我这些年倒是很少碰到了。
算是一种夸奖？
其实我也是一个曾经把格瓦拉穿在胸前的人，一个被他“忽悠”过的人。
